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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很多地方，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，很多地名都带有“都”字，一般都是以“数字”+“都”这样的形式，当然到了近现代不少地方改了名，“都”的地名少了不少，但是还是广泛地存在。这个“都”到底什么意思呢？

　　红军入闽第一镇：长汀县四都镇

　　如果查字典，我们会发现“都”有以下含义：

　　1.大都市：～市。～会。通～大邑。

　　2.一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，京城：首～；国～；京～；建～。《春秋.左传.鲁庄公二十八年》：凡邑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，邑曰筑，都曰城。

　　3.美好：“雍容闲雅，甚～”。～丽。～雅。

　　4.总：～为一集。

　　5.居：“～卿相之位”。

　　6.古代称头目、首领。

　　7.姓氏。

　　但是似乎和地名“都”都沾不上边儿，毕竟这些叫“都”的地方，往往是小地方，四线以下城镇，甚至是历史上很偏僻的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种命名和移民有很大关系。古代由于各种原因，历朝历代都一波一波的移民。

　　永嘉之乱

　　当百姓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，往往会把老家的地名搬到新地。如颜师古注《汉书地理志》龟兹条说：“龟兹国人来降附者……处之于此县，故以名云。”龟兹国在今西域库车县，而龟兹县在今陕西。

　　又注《汉书西域传》温宿国条说：“今雍州醴泉县北，有山名温宿岭者，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，因以为名。”温宿国在今阿克苏县，温宿岭在今陕西醴泉县。

　　西晋“永嘉之乱”以后，更加普遍，很多接纳移民的郡县沿用移民原居地的旧名。不过史书上明确记载移民带动“地名迁移”的，并不多见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地名的蛛丝马迹，了解到相关的信息。

　　在北京大兴和顺义有大同营、屯留营、河津营、上下黎城、潞城营、霍州营、忻州营、夏县营、东西绛州营、稷山营、蒲州营、红铜（洪洞）营。这些村民也都是山西的州县名。可见都是从山西移民而来。但是正史记载相当简略，一语带过，只能通过一些语焉不详的史料间接印证。

　　甘肃敦煌很多地名也很有趣，这是清朝移民的结果。如：泾州(今泾川)、两当、会宁镇原、狄道、灵台、礼县、安化(今庆阳)、洮州(今临潭)、岷州、兰州、华亭、合水、西宁堡、河州(今临夏)堡、武威庙等村名。

　　党河以东各县名多为陇东、陇南各县名，党河西部各县名则多为河西各县名，很有规律性。之所以如此有规律，是因为明朝放弃嘉峪关以外各地，农田荒芜，直到清朝才由政府有组织地移民过去，同时把原来的居住地地名带了过去。

　　当时甘肃民勤县还有一种以《千字文》的字作为村名的首字，当然不用贬义词。地理分布也很有规律：大致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排列，显然是人为排定的，乃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的结果。与此类似的还有吉林乾安县。乾安县地面，几乎没有一个村的名字不是《千字文》里的。

　　明朝屯田

　　有时候大规模移民和屯田联系在一起。所以很多村子以屯田的地块划分为名：甘肃省有上八分、中三分、西四分、七分脑、西二、东四等村名。还有些村名以屯田地块形状和方位结合命名，如东正方形、下正方形；还有以屯田产量数命名，如上三十石、十八石等等。

　　浙南、闽北和岭南客家人聚居的一些地方，地名常用峰、磔、胨、坑、潭、里、峰、溪、洋、源、州、濑、坪、浦、陇墩、圳等，命名方式明显一致。可见岭南客家来自浙南、闽北。其中福建宁化县的地名跟岭南客家地名最为一致

　　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，清朝统一台湾之后，闽粤两省很多人移居台湾，把大陆原籍的地名一字不差搬过去。如泉州厝、漳州寮、同安厝、安溪寮、诏安厝，这些都是福建的县名。还有沿用乡村名，如晋江东石乡和嘉义东石乡（明朝移民）；晋江林口乡和台北（今属新北市）林口乡。以大陆祖籍地名命名的台湾乡村总共有86个，其中福建51个，广东30个，其他省份5个。另外还有以移民姓氏+厝命名的。如：陈厝、林厝、刘厝、许厝、何厝、廖厝、钱厝坑、胡厝寮等。这些都说明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天然证据。

　　浙江江山古镇——二十八都

　　西北地区，也有不少大地名和内地完全一样，如疏勒、潘冢山、崆峒、石门山等等。

　　回到“数字+都”这个问题上，如浙江的八都、福建的六都、江西的甘四都、湖南安徽广西的三都、广东的四都等。“都”是晚唐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，每个都的兵员数额从一百至一千人不等。这些地名的分布是有区域特征的，只是集中分布在上文提到的南方省份。这些地方历史上显然有军队驻扎或实行过军屯制度。

　　除了“都”云南东部的所、堡、营、屯旗、官、哨、装等为通名的村庄，则是源于明朝军事制度。即使原来有村庄，也被新地名所取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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