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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/石若萧

　　5月底，一部纪录片电影悄悄上映了。

　　票房依然在稳定上涨，有不少家长跑来找导演徐蓓，想拿一张票，理由是“能够帮助孩子学习”。

　　“看完这部电影回家，我家孩子突然变得更沉稳了，感觉好像突然有了理想似的。”一名家长对徐蓓表示。

　　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？

　　《西南联大》姊妹篇

　　乍一看片名：《九零后》，似乎又是在聚焦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痛点。

　　但其实不然，它的叙述主体和对象，是一批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——他们都是国立西南联大的学生。

　　这部电影的前身，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纪录片剧集《西南联大》。

　　当年，这部只有短短五集的纪录片上线后，立刻火了。多位观众耳熟能详的人物在剧中出现：杨振宁、巫宁坤、吴大猷、沈从文……

　　“这群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却用钢铁一般的意志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脊梁。”有观众如此评论道。

　　西南联大存在仅8年，却被誉为中国“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”。根据资料，这里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，171位两院院士，以及百余位人文大师。

　　那是一段壮烈又荡气回肠的历史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大学被占领、被炸毁。一群青年教师带着学校里抢救出的资料，徒步南迁多省，最终在昆明组建了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。

　　条件有限，却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：教国文的朱自清、闻一多；教外国语的钱钟书、燕卜荪；教历史的陈寅恪、钱穆；教数学的华罗庚、陈省身；教物理的吴大猷、叶企孙；

　　“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、罗庸……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。”翻译家许渊冲回忆起当年，语气依然满满都是感叹。

　　许渊冲图/《九零后》

　　《九零后》正是2018年《西南联大》的姊妹篇，讲述的内容也是同一段历史和人群，只不过在表现上稍稍变换了角度，并根据体裁做了些许微缩和延展。

　　导演徐蓓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这部电影分为纵向和横向两条逻辑。纵向以西南联大成立前后的时间线为轴，以抗战爆发为起点，随后经历了三校南迁、昆明办学、北返平津，直到结束使命。随后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建功立业，直至今日。

　　横向则是以各个人物为轴。以采访串联起来，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来反映西南联大本身的历史。毕竟，对这些今已年过九旬的“九零后”老人而言，西南联大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，而是亲身经历的青春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影片创作期间，有3位联大老校友已经离开人世（刘缘子、巫宁坤、罗振诜），但电影中“抢救式”的拍摄和采访，还是为他们留下了珍贵影像。

　　拍摄过程

　　做历史文化纪录片前，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，导演徐蓓做的都是一些聚焦社会新闻纪实题材的短片，如三峡移民、农民工进城、农村小孩上学等。

　　2012年，徐蓓开始创作历史类选题，她从重庆市委宣传部手中拿到了一个“命题作文”：拍摄抗战期间后方的历史。三年后的2015年，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，《大后方》上线，取得了不错反响。于是又接到了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的邀请。

　　找采访对象的流程，比想象中顺利很多。徐蓓求助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。“效率特别高，一会儿就把身体状况适合做采访的全部都联系好了。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就是自从西南联大校友会成立以来，他们的确是一个特别有向心力的组织。”徐蓓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。

　　于是导演组历时两年多，走遍多国，采访了四十余位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。这些当年的学子，最年轻的也近90岁高龄。

　　《九零后》

　　《西南联大》取得成功后，出品方有了新的想法：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选题做一个完整的矩阵，把纪录片、电视剧、电影等都包括进来？

　　这也是《九零后》诞生的初衷。

　　徐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《西南联大》纪录片非常全面，既反映了西南联大成立前后的历史，也有校长、老师、学生们的生平境遇，方方面面都点到了。一共分为五集，从五个方面把故事呈现了出来。

　　但电影受到很重的时长限制。“电影是一个单一叙述的单元。视角必须要非常单一。理论性这一面要把它放弃，重点放在人物、故事的讲述上面。”徐蓓说。

　　因此，在《九零后》中，徐蓓选择自始至终从学生的视角来展示西南联大历史。这样做的难处在于：如何把联大这段历史与人物的个体生命史相结合，并让观众能够看懂？

　　答案是，塑造一批人物。

　　除了已经采访到的大师，还有没采访到的，或者已故的重要角色。为了让观众接受起来更容易，徐蓓否决了第三方解说的模式，而是力求把每一个人物进行角色化，为此还请来了许多电影配音演员进行演绎。

　　《九零后》中出场人物数量较多。也有观众认为，过多的人物使得故事线变得杂乱，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数量变少。但其实在创作之初，主创团队就已经讨论过这个方案，但为了尊重历史，徐蓓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，呈现的人物尽量能多一点。

　　因为条件受限，《九零后》中很多地方依然沿用了《西南联大》中的采访素材。徐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虽然很想再重新拍一遍，按照电影的规律和节奏来设置采访问题，但确实做不到。因为当年的采访对象们年纪实在太大，而且有三位已经离开了人世，其余大多数则因为身体条件等缘故婉拒了进一步采访。最后，实际同意重新拍摄的人只有两位：杨苡和许渊冲。

　　杨苡图/《九零后》

　　“以前提问的方式是一个纪录片的提问方式，设计的内容和讲述的方式很多都不一样，和做一个电影其实有区别。但又只能根据以前拥有的材料来做这个电影。这是我们这部片子先天的问题。”徐蓓不无遗憾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。

　　最终，在积累了超过电影时长几乎20倍的影像素材后，在关于时长、素材完整性、人物多样性的一次又一次挣扎与取舍下，《九零后》终于面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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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纪录电影的困境

　　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总是有很重的家国情怀。

　　2018年，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上映，拿下7.54亿票房，一部据传说2012年就已经杀青，拖了五六年才上映的影片，拿下如此高的票房，震惊了业界。

　　有媒体评论道：《无问西东》吸引的观众群，大多受过高等教育、有名校情怀。这部电影帮助他们找回了理想和初心。

　　《无问西东》

　　某种程度上，《无问西东》和《九零后》的内核一致：都是讲述中国一代顶尖知识分子的生活、理想和命运。但相比《无问西东》，《九零后》的票房表现就差出一大截。截至发稿，累计票房近600万，总预测票房不到700万。

　　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，首当其冲在体裁。无论纪录片类型如何，其本质都力求展示客观存在的内容，内容上很难艺术加工，故事性和艺术性均被大大局限。因此一直存在固定受众面小，影院排片有限等问题。除了2017年的《二十二》一鸣惊人，票房达到了1.7亿外。其余大多数都很难破千万，一些甚至无法上映。

　　以去年的上映《城市梦》为例，其是《出路》《生门》导演陈为军最后一部作品，下了很大一番工夫，积累了大量素材后，才将纪录片按“开端——发展——高潮——结局”的电影叙事规律拍出来，故事性和节奏感都极强。然而最终票房也不过仅仅两百来万。

　　但也有一些题材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如：《棒！少年》拿下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，票房789万；《武汉日夜》以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为背景，以医院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及病患为主线，以深夜运送孕妇的志愿者为辅线，展现与疫情抗争的故事，累计票房2428万。

　　《武汉日夜》

　　这两年来，纪录片电影的票房天花板也在慢慢向上移动。诚然，相比商业片，这些数字依然显得很小。除非题材上正好击中大众某个敏感点，纪录片否则很难收获商业上的成功。

　　对于影片目前的票房表现，导演徐蓓觉得“暂时不满意”。在她看来，纪录片在市场上还具有一个先天矛盾：

　　“不管（纪录片）具体口碑、质量怎样，跟商业片不同，一来就可以引爆什么的。我感觉纪录电影始终需要七八天左右的一个酝酿期才会有发酵，但那时候市场往往给你的机会就比较少了，没有排片了。”

　　情况也的确像导演所描述的一般。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排片已经从首日上映时的1%，下降到了如今的0.1%。

　　此外，在纪录片的生产上，资本对于相关领域的投资一直保持谨慎。因为市场有限，但生产拍摄流程却依旧复杂，付出的人力、物力和时间成本都非常高。好在《九零后》本身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的项目，成本问题不用发愁。

　　2017年的北京纪实影像周开幕式上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就曾断言，“我曾经说过，纪录片的春天到了，后来又说纪录片的夏天到了，热起来了、火起来了。今天，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，纪录片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。”

　　这句话是在《二十二》成为爆款之后说出来的。目前看来，断言似乎下得还有些早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有耐心继续坚守，找好题材，抓准情绪，纪录片总会在它适合的空间中发光发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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